好文～好有味道的襪子之瑞典作家Stig Claesson

不知道這是誰，但他的文章好有味道。

喜歡他為了紙好所以要寫信，為了要找到認識好紙的人所以冒昧跟不認識的日本女生搭訕，就這樣寫了一封沒頭沒尾的信，還惹得旁邊也想搭訕日本妞的德國佬嫉妒，有趣。

於是上網查了這個不知道是誰的誰到底是誰，Stig Claesson，看到他原來是個畫家與作家，還有一張他的照片，好有趣。

一個白髮老先生坐在椅子上，旁邊有棵樹，樹上竟然掛了曬衣繩，繩上掛了兩隻黑襪子。

真可愛的人，真可愛的照片，你想要我道貌岸然因為我年高德劭？好，給你一雙洗好變香的臭襪子！

所以畫了圖。

對了好紙真的很重要。

（聯合新聞網的文章一下子就會失去連結，所以全文放在這裡，這是引用，但沒法通告的引用，翻譯的馬悅然是另一個外國老先生，漢學通的樣子）


中夏的書信

【◎Stig Claesson／作 馬悅然／譯】

我就這樣寫：親愛的Hiromoto小姐。瑞典人的道德感很低，中夏節的晚上蚊子咬你，也下雨……

有一家叫「奧地利亞的宮殿」旅館，我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。那沒有什麼特別，旅館也沒有什麼特別。特別的是，奧地利亞宮殿的信紙。

歐洲一般的大旅館給旅客提供信紙和信封。你要是旅行的話，準備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上路，照理不寫信，可是奧地利亞宮殿的信紙，非常薄非常好看非常雅致，所以你必得給什麼人寫信。你要給人家寫信的原因，是要給他看真正的信紙應該是怎麼樣。

我就坐在奧地利亞宮殿的大廳寫信，快晚上十二點。

你要是要用非常好的信紙寫信的話，必得把信寄給一個真能區別好紙跟壞紙的人。

沒有多少人會。

瑞典根本沒有，其餘的歐洲國家也很少能區別。

你必得跟日本人寫信，日本人非常懂得紙。

我就坐在一個黑色四方的小桌子前，信紙和信封在我前面。我對面坐著一個抽呂宋菸的德國人。德國人看起來像個提早退休教人騎馬的老師。他看我，看我的信紙，他看得出來我不知道要寫些什麼，也不知道把信寄給誰。

他冷笑。

我看不得他那種冷笑，我有兩種選擇：我可以不管他看我，只管寫我的信，要不，把一隻鞋脫下來，把鞋跟摔到他臉上。

我要是清清楚楚知道把信寄給誰，當然可以上我自己的房子去寫，可是我不知道把信寄給誰。

德國人冷笑。

我剛才不是說了，好的信紙應該用來給在日本認識的人寫信。你要是不認識一個日本人，那就得想辦法認識。除了德國人和我，還有一個日本姑娘坐在那黑色的小桌子前。

她在看一本書。

我知道她是從日本來的。

德國人已經問過她，也徒勞地跟她談過幾句話。

你要是徒勞地跟一個姑娘談話，那就沒有理由冷笑。

可是德國人冷笑。

他向我冷笑。

那種傲慢的、教人騎馬老師的冷笑。

我只有打他一頓。

我給那日本姑娘說，「我決定要寫封信。這封信非寫不可。而且要寄去日本。可是我在日本沒有朋友，不認識日本人，所以我問你，我能不能給你寫封信。你要是告訴我你姓什麼和你住什麼地方，我就給你寫封信。」

那姑娘告訴我，「Hideo Hiro-moto，我是從Hyogo來的。」說完以後，把自己的姓名寫在我給她的信封上。

德國人把呂宋菸拔下來。

他還在冷笑。

「我是從瑞典來的，」我給日本姑娘說，「你要是想知道瑞典什麼，我可以在信裡寫下來。」

德國人說，「你不覺得這是很不客氣的辦法──跟一個淑女接近。」

「這個我們讓那位女士自己決定吧。」我說。

「我對瑞典什麼都不知道，除了你們那兒很冷。你們總是穿冬天的衣服嗎？」那日本姑娘問。

「我們有夏天，像白天的夜晚，和白的樺樹，太陽總不落下的中夏晚上，我們繞著五月柱跳舞。」我寫下我們在瑞典怎樣過中夏。我以後把信寄去Hyogo。

德國人說，「那像白天的夜晚倒是沒什麼。我中夏到過北歐，我覺得沒有什麼。蚊子，冷的細雨。」

德國人向日本姑娘說，「我現在可以跟你解釋有名的中夏，瑞典是怎麼過的，大家喝得大醉，只有零上三度。」

「你完全對。」我給德國人說，「你現在可以跟Hiromoto說你怎樣過瑞典中夏的。我覺得你應該跟她解釋，我同時把你講的話寫在這封信裡，把信寄到日本，是你跟她講或我跟她講就無所謂了。」

德國人說，「你坐在距離我一米的地方，你要記下來寄去日本嗎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」我說。

「你講吧。」那日本姑娘說，「我以後會收到那封信。」

德國人不再冷笑。

「你們兩個都瘋了！」他說。

「瑞典人過中夏節是不是穿冬天的衣服？」那姑娘問。

「我想我不願意跟你講瑞典人的中夏是怎麼樣。」德國人說，「蚊子和細雨。烈酒和冷風。除了這以外，我見過一些我不願意跟一個女人講的事，尤其是一個亞洲女人。」

「你不想講的就不必講，只是寫封信。」我說。「只講蚊子和細雨吧。」

「你想收到這封信嗎？」德國人問。

「是的。」日本姑娘說。

「瑞典人的道德感很低。」德國人說。

「你要我這樣開始寫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他媽的為什麼要寫信，要收信的人就坐在你一米遠的地方！」

「你們要是想通信，可以記下個人的地址，等回你自己國家去，就開始寫信吧。」

「不行，」我說，「這位姑娘要知道我們瑞典怎樣過中夏節，你講吧。」

德國人站起來，把呂宋菸敲爛在菸灰缸裡頭。

「為什麼寫信？」他說。

「你別管。」我說。

「我就這樣寫：親愛的Hiromoto小姐。瑞典人的道德感很低，中夏節的晚上蚊子咬你，也下雨。」

我把信紙放在信封裡填封好。放在桌子上。

「你他媽的瘋了！」德國人說。

「你不該在一個亞洲的女兒面前發脾氣。」我說。

「你不能馬上把信交給她！」那德國人問。

我把信交給日本姑娘。

德國人又開始冷笑。

日本姑娘拿信走到櫃台，買了郵票請櫃台把信寄了。

德國人跟我眼看著她這樣做。

德國人還在冷笑，那日本姑娘回到桌子，他就問：「為什麼寫這可笑內容的信呢？」

「信不重要，」我說，「重要的是信紙。」

「那信紙有什麼？」

日本姑娘摀嘴吃吃地笑。

「現在不早了，」我說，「明天清早要離開，該好好的睡。」

我站起來說晚安。

德國人抓我的手臂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簡直不懂你為什麼不滿意，」我說，「你對瑞典中夏的感覺也許會被保存在Hiromoto小姐家一個很漂亮的盒子裡頭。你不必再要求什麼了。」

我離開了忍不住大笑的日本姑娘和張開手臂瘖啞的德國人。

我走進電梯時聽到他大叫：「為什麼為什麼？」
好文～
【2006/07/01 聯合報】